观点争鸣

由《人民的名义》想到监察体制改革

作者:包涵   发布时间:2017/4/9 14:13:26   浏览量: ( 2080 )

近日,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引发观众追捧热议。328日在湖南卫视开播以来,该剧迅速引发各方关注,收视、点击率占据各大排行榜首位。

这部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立项出品的重磅大戏中,陆毅主演的检察官——侯亮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的处长,是本剧的亮点人物。据悉,为了更好的塑造这一形象,陆毅曾主动前往最高检体验生活,与司法人员亲密接触并体验他们工作生活的真实况味。同时,该剧中还提到了检察院工作人员向政法委书记汇报工作等诸多细节。

但是,相信很多人都和小编一样,对检察院反贪局的具体职能不甚了解。日常新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某贪官被纪委带走或者调查的报道,检察院反贪与纪委之间又有何区别?

今天,就让我们的侯处长带我们走近我国的反贪体制。

检察院反贪局

本剧开篇第一幕景便是陆毅扮演的反贪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接到实名举报,称国家部委项目处处长赵德汉(侯勇饰)与汉东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涉险巨额受贿。为了不让相关人员得到风声逃跑,侯亮平带领手下赵德海家的小区楼下等了两个多小时,待赵德汉的老婆孩子离开后,侯亮平便带人上楼搜查赵德汉的家。侯亮平在赵德汉的家里搜个底朝天,可没有搜出任何受贿的赃款,侯亮平只好以让赵德汉送客为名,向其出具了办公室的搜查令,让赵德汉必须配合他们反贪局前往办公室搜查。最终,侯亮平在赵德海隐藏的别墅中搜到了两亿多人民币,赵德海后悔不已,但大错已铸。故事末,赵德海被戴上手铐,送往公安局。

反贪局,全称反贪污贿赂局是检察院的内设机构,其职权主要是办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反贪污贿赂局是有法律明确授权的侦查机关,有侦查权,可进行专门的调查工作和强制性措施的法定侦查机关。反贪部门在侦查终结后,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提起公诉。

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感慨。

是啊,真没想到丁义珍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事。京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树立接话道。

《人民的名义》中,于诚群饰演了京州市纪委书记张树立一角。这个看起来平平的人物,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真正的检察官。那么,纪委与反贪局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纪委,又称纪检委,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简称。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不属于政府部门。中央纪委是纪律监察部门,不隶属于任何部门,但服从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

检察院反贪VS纪委调查

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平时我们都说纪委“打虎拍蝇”,为什么这部剧的主角却是反贪局?

实际上绝大部分“贪官”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党员,很多案件是先由纪委对“贪官”进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调查一段时间后才将案件交给反贪局“侦查”。即纪委行使的是党内“审查权”,审查结束有权作出党内处分;而反贪局行使司法机关的“侦查权”,侦查完毕可以将案件移交检察院内的公诉部门提起公诉。当然,也有少数“不重要”的贪官没有经过纪委审查,直接由反贪局侦查,纪委在事情明了后才对贪官作出党内处分。

在《人民的名义》第一、二集中,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拦住准备行动的反贪局长陈海,带他前往省委汇报副市长丁义珍案件。在省委会议现场,针对如何处理有贪腐问题的丁副市长,检察院与省委各执一词。是走司法程序——拘留,还是走党纪调查——双规?在这种场合下,中国式权力制衡机制发生了微妙的摩擦。检察官希望按上级检察院的指令办,走司法程序,但由于是双重领导,又不得不向省委汇报;市委书记李达康以吓跑投资商为由,希望先双规,把握主动权。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为了能够赢得身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的一票,从而顺利升为副省长,也随声复和。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选择了中庸之道,把皮球踢给了在外考察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就在这拉据战中,丁副市长已接到密报,化装潜逃,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这场会议室内的宫斗戏描绘了汉东官场的复杂,也刻画了官员百态。

监察体制改革及方向

我国监察制度起源于周朝,兴于秦汉,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一直延续至明清。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监察机构几经变革,不仅名称有所变化,而且机构设置与地位也有所变化。最早的时候,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合称二府,后来又增加了太尉,形成了所谓的三台。监察这个词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具体的官职名称中变化不是太大,明清时代改为都察,无论称为御史、监察,还是都察,职能一直延续下来。监察官的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即纠举弹劾百官,其官职品位不高,但是权力很大,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监察范围覆盖财政、军事、人事管理、司法、教育以及民风民情等诸方面。监察法规也十分完善,从汉代的“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到清代的“钦定台规”“都察院则例”“十察法”等不一而足。

纪检监察部门本是为保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为政清廉而组建的系统内监督机构。检察机关则是由我国宪法确认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侦监、起诉、反贪、反渎等职能。这两大机关虽各有其权限,互不隶属,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职能又有交叉与重叠。这样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无形中被浪费,同时繁琐的手续、零散的机构分布带来了人民群众监督、投诉的不便利。几个部门同在一个体系下,工作衔接要方便得多。老百姓想举报公职人员贪腐,也不用一份材料到处寄、满天飞,避免重复和浪费。由此,整合反腐资源,理顺办案程序,对于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和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已成刚需。

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腐败官场,以霹雳手段重拳出击,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记录。看到反腐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形成不敢腐只是反腐第一步,要实现不能腐、不愿腐尚需长远的战略谋划、严密的制度体系和完备的法治保障。十八届六中全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多年来,虽然纪检监察部门与人民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衔接机制建设上已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和值得改进之处。

一是党章、党纪、立法、司法体制不健全。在党章、党纪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的工作衔接机制,使得纪检监察机关在处理较轻的违纪行为时对于是否移送司法机关,怎样移送等问题没有明确的方向,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真空,出现了许多漏网之鱼,也给反腐败斗争埋下了隐患。

二是办案人员如果对做好执纪执法衔接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存在本位主义的错误思想,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制约衔接工作的有效进程,从而影响衔接工作的预期效果。

三是一些办案人员在案件移送时不能做到及时移送,主动性不够,导致无法抓住最佳时机查处案件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

今年120日,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成立。此前的118日,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成立。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硕辅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选举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建华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为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随着三位监察委主任的选出,三地的省级监察委也正式运行。新的监察委员会拥有3项职权和12项措施。各地监察委员会有监督、调查、处置3项职权,为行使职权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措施。

多年来,在腐败问题相当严重的形势下,社会上曾经有广泛的呼声要求成立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那样集侦查、审讯、审计等功能于一身,身份独立而又高效的反腐机构。而此次通过整合加强合署办公的监察系统的能力和地位,实现反腐资源高度整合、公职人员全覆盖,一个新的超级机构的身影已然开始变得清晰,这无疑从现实和法理双重角度为中国的反腐大业做了强大的组织安排。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吸收了古今中外有益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的表现,体现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